近日,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在重慶發佈2014年中國企業500強榜單,企業入圍門檻首次突破200億元。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企業500強營業收入達到56.68萬億元,同比增長13.31%,但盈利能力卻不強,入圍企業中有41家企業凈資產收益率為負數。專家分析稱,相比美國大企業,我國大企業盈利能力持續下滑,差距進一步拉大,值得警惕。
  專家還指出,我國大企業核心競爭優勢缺失、銀行業與實體經濟的“利潤鴻溝”不斷拉大、國有企業成虧損“重災區”,“走出去”效果不佳等問題日趨嚴重。專家稱,我國企業缺品牌、缺技術、缺管理,經營意識和理念也跟不上,“走出去”與世界級跨國公司競爭時就現了“原形”,亟需加大創新投入和品牌建設,打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9月19日《經濟參考報》)
  我國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在營業收入增長情況下,出現盈利能力持續下滑,對這種現象給出解釋,需要給出更為確切而細化的分析。我國企業創新投入和品牌建設不足,以及經營管理水平還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肯定都是導致盈利能力下滑的重要原因,但這些是不是主要原因,有沒有影響更大的其他因素存在,仍待國家有關部門和權威研究機構用覆蓋面更廣的企業案例及數據加以分析發掘。
  創新特別是技術研發創新,是確保產業和企業擁有核心競爭力的前提。近年來在裝備製造、生物製藥、新能源、通訊等多個產業領域,僅就掌握的技術及生產工藝而言,縱然不能斷論我國大企業已經縮小了與歐美日領先企業的差距。至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我國相當一批企業,已經從各自領域過去不被正視的不入流者,變成了歐美企業必須要借助各種訴訟和國外政府管制方式打壓的具有威脅的競爭對手。
  而這種轉變,也反映出我國企業品牌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一些專家多年不變的發表我國企業毫無競爭力的觀點,聲稱中國企業特別是國企缺品牌、缺技術、缺管理,幾乎一無是處;而談到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增強的現象時,則盡數歸於廉價勞動力和透支環境等解釋。如果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真的毫無品牌意識和經營水平,根本不可能擠進複雜的國際市場,如果連管理水平也沒有,要充當跨國公司的加工車間也是不可能的。
  至於中國企業特別是大企業“走出去”,在海外市場遭遇的種種挫折,究竟與進入海外市場的時間較多,還需要經過一個文化與經濟融合的過程,還是像一些專家所稱的因為缺品牌、缺技術、缺管理,所以沒有還手之力,這也不能一概而論。
  本文並沒有否認我國大企業存在管理、品牌、技術多方面硬傷,同樣也認為,中國企業只有走技術、管理及品牌經營多方面轉型升級的路子,才能成長為世界級的跨國公司,創造更為持久和可觀的效益。但需要意識到是,一方面,中國企業在上述領域絕非一無是處,否則就無法解釋中國企業的市場份額、雇佣人數及市場競爭力。只有客觀公正的評估企業的發展層次,實事求是的找出問題所在並探究原因,才可能實現改進,以及上述的轉型升級。
  另一方面,各國、各種市場環境中,都存在較為普遍的大公司病。公司迷戀既有的成功管理模式、品牌、產品和技術體系,拒絕作出調整創新的現象,可謂比比皆是,而在美國等市場環境中,包括互聯網業的企業在內,大企業為了滿足股東利益而急功近利犧牲創新投入的事例也不鮮見,不乏世界級跨國公司迅速崩潰的案例。而這些企業的管理、品牌和技術並不存在明顯問題。這也說明,利益驅動機制和利益分配架構,在某種程度要比管理、品牌、技術更為重要——事實上,部分央企不思進取,與管理、品牌和技術層面有無紕漏毫無關係。事實上,我國有關部門近年來不斷調整央企激勵和監督機制,在激發央企管理、品牌建設、技術創新發展的同時,也在增強對經營管理層的約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
  回頭繼續探討我國企業盈利下滑現象。企業承擔的政府稅賦較重,政府管制仍主要停留於微觀和中觀層面,產業政策調整改進還不到位等因素,當然都對盈利下滑的結果產生了影響。問題是,這些因素在過去一直存在,卻主要是在近年來才得到進一步放大化的凸顯。而國外一些經濟體的稅賦同樣很重、政府監管企業的壓力也很大,卻沒有造成同樣的結果(企業盈利下滑)。
  筆者以為,影響企業盈利乃至生存發展以及創新走向的更主要原因在於,創新成本、技術管理成本在近年來急速提升。這當然與近年來國內各地房價飆升有關,高企的房價讓企業薪酬水漲船高,否則無法雇佣到足夠的合格員工,更不要想留住或挖來研發人員和熟練技工。高房價還直接推高企業生產、倉儲、銷售等各環節成本。
  造成創新成本、技術管理成本進一步走高的來源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各地構建的“產業公地”紛紛瓦解。“產業公地”是哈佛商學院企業管理教授加里·皮薩諾和該院技術運營管理教授威利·史合著的《製造繁榮:美國為什麼需要製造業復興》一書所提出的,由各種專有技術、產業運作能力和專業化技能的網絡交織構成,這些能力和要素嵌入在勞動者、競爭者、供應商、消費者、合作型研發項目以及研發高校,可以向多個產業部門提供支持。《製造繁榮:美國為什麼需要製造業復興》一書分析指出,美國二戰後得以鞏固經濟霸權,與19世紀末至上世紀70年代構建起的產業公地對美國經濟和科技的長期支撐密切相關。19世紀末,美國已建立起諸多研髮型高等院校,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則建立了國防工業及科研體系,冷戰期間為了應對蘇聯競爭而在軍工領域投入巨額政府撥款。
  為什麼說我國各地的“產業公地”近年來紛紛瓦解?簡言之,行政主導的“造城”割裂了新舊城區之間、新興工業區與舊有廠區之間、圍繞大企業構建的產業園區與配套企業所聚集的郊區之間的聯繫,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長期以來未獲得應有重視,各地紛紛興建大學城而讓高校徹底與工業區、城區失去物理接觸,各級各地對合作型研發項目的投入過低,等等。在這些由行政主導的轉變所影響下,企業要啟動創新甚至維持日常的技術管理,不可避免要付出更高成本。
  文/鄭渝川
  
  (辣味時評,一掃就行!歡迎各位親愛的作者關註紅辣椒評論官方微信!同時官方微信平臺將不斷推薦展示優秀作者!)  (原標題:中國大企業盈利能力為什麼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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